大陸作家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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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愛國情懷的主角凌晨光因反對國民黨統治遠走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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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著名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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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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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光和妻子奔回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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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文革中屢遭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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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嘗苦楚。凌的愛女準備和男友遠走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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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父親的反對,女兒質問父親:「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劇本的結尾,逃亡的凌晨光用生命最後的力氣在雪地上畫了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問號的那一點就是他已經冷卻了的身體。
背離人民的祖國夢
白樺用凌晨光的個人命運,不僅對文革,也對「國家」提出質問,也可說是質問了那種背離人民自由與幸福的「祖國夢」。《苦戀》發表於1979年,並被拍成了無法映演的電影《太陽和人》,從1979年到1981年,劇本和電影受到中共黨內某些力量的質疑與批判。
白樺在1983年又發表話劇劇本《吳王金戈越王劍》,並一度在北京上演,劇中的歷史人物勾踐,靠表演民本政治鞏固權力,富國強兵,實際上卻以「保家衛國」的名義剝奪了百姓個人幸福。
2008年,白樺在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表示,他撰寫《苦戀》是希望「呼喚人性的復歸,是把『人』字寫在天上」,而遭禁的《吳王金戈越王劍》則是想透過戲劇告訴觀眾:「越王勾踐和他的子民都很愛國,但國王和臣民的愛國主義卻不盡相同」。國王因為愛權力、謀霸業而提倡愛國,權力是第一位的,「國家」的至高無上是不證自明的;而庶民百姓的愛國,則是期待國家能保障自己的平安幸福,「國家」應是掌握在人民手上,用來實現幸福夢想的工具,但工具卻不應異化而成宰制人民的強權。
白樺想說的話,由於現實政治因素而無法暢所欲言,這反映了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大業的限度與變形。《苦戀》發表後不到十年,天安門事件爆發,面對統治正當性的危機,大陸當局一方面鼓勵人們「悶聲發大財」,一方面逐步開始提倡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隨著社會主義理想的弱化褪色,隨著中國國力的逐步提升,和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面臨的政經危機,這股民族主義潛流,從消極排他的「中國可以說不」,到憤怒張揚的「中國不高興」,最終匯流而成官方主導、看似積極自信的「中國夢」,在有著學術理論包裝的「中國模式」論支撐下,已經成為十八大之後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旋律。
今年兩會後,《人民日報》九論「同心共築中國夢」,文中雖然並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但論其實質,還是勾踐那套「國家強大百姓才能幸福」的老路。於是,白樺當年書寫的問號,在30多年後依然碩大無比,依然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習仲勳曾肯定白樺
2013年的中國,早就不是1937年、更不是1840年、1895年的中國,雖然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卻沒有迫在眉睫的外患,相反,真正的近憂來自內部,來自於貧富差距的擴大,公民權利的缺乏保障,究其根源,則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不受約束。迴避了制約權力、制約資本,從而保障公民權利這個課題來談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是脫離實際的,更是危險的。
《吳王金戈越王劍》首演時,時為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勳進行了審查,並對白樺表示了他對話劇的肯定。30年後,在國王的愛國主義,和庶民的愛國主義間,中共新領導層又應該選擇哪一條路呢,「中國夢」能不能留個讓百姓歡喜的驚嘆號?歷史終究會給出答案。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前中央廣播電台副總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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