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二八1.歷史時刻「身上流的是漢民族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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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卻是日本國民」的陳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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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治後期皇民化與戰時體制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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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日本受降儀式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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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也是座上賓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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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憶錄中表示，「那場面是我一生難忘的一刻」，也是「做歷史主人」的一刻，「台灣人過去五十年，上至父母祖先，下至兄弟姊妹朋友，都受過日本人糟蹋過，當陳儀宣布『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國，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時，大家都沉浸在做歷史主人的興奮中」；「公會堂上如雷的掌聲，為日本殖民統治劃下了休止符，歷經五十年的煎熬，台灣人從苦難中譜出了『光復』的樂章」。從皇民化到二二八，都是歷史現場見證者的吳濁流，當公會堂的歷史時刻進行時，他以記者的身分，記錄了現場的狀況：「歷史性的受降典禮開始，高喊萬歲的聲音搖撼了整個公會堂，掌聲如雷鳴。這樣，台灣就完全歸附祖國，從五十年的殖民生活解放出來。」「我作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我私自下個願望：從今而後，一定要建設成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台灣，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理想，也是全台灣民眾，六百萬島民的熱望」。在《無花果》一書，吳濁流同時寫道：「至於那五十年間的皇民運動，只僅一天就被吹走了」。在日本寫下《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的王育德，面對光復之際台灣民眾的真情，他寫道：「一般民眾沉醉於單純的歡欣中，台灣人當初歡天喜地，情況熱烈的程度，使日本人慨歎皇民化運動只是一場夢幻……這種複雜的深層心理，試加反省，大概是下面這種心理：第一是單純的喜悅，不論是勝是敗，戰爭已經結束。第二層的喜悅是五十年來的統治者被打倒，隸屬關係宣告解除。第三層的喜悅是中國打敗日本，把自己解放出來。第四層的喜悅是今後大概能在中國的統治圈子內行使平等的政治權利。」2.〈壁〉1946年春天，大約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半年之後，劇作家簡國賢所創作的戲劇〈壁〉，在台北中山堂公演，這是一齣社會劇，因劇情簡單，且富對照性，演出時又用台語，博得大眾空前的歡迎。劇情是以「一片壁」做境界，劃分為兩個環境。一為大商賈陳金利的房子，囤積米和麵粉，堆積如山，房屋佈置精緻奢華，古玩擺設玲瓏耀眼；一為勞動者許乞食房子，只有一張沒有蚊帳的舊睡床，和一張靈桌，情景淒涼、黯淡。陳金利向許乞食催搬出住房，以供囤積之用，僧侶也來湊一腳，幫忙催許乞食搬出，許大罵和尚為「隔壁所飼的惡狗」，是「偽善者、狗奴才」，結果和尚竟想出「交由流氓去辦就夠了」的方法，最後許乞食以僅有的80元，還去藥錢25元，剩下的要孩子阿仁去「買三碗白飯」，「還有豬肉」，「再來一個油炸豆腐」，三個人一起吃，許乞食並拿一包藥摻進三碗飯裡，三人吃完最後的晚餐，走完人生。許乞食在逝世前感嘆地說：「壁呀！壁！在這一層壁的那邊堆積著和房子一樣高的米，盡其奢侈豪華，像是一處極樂的世界。這一層壁的這一邊，是一個遇不到白飯的餓鬼，非切斷自己生命不可的地獄。只有這一層壁的遮隔，情形是這樣不同。壁是這麼厚，又這麼高……想打破這層壁，可惜我的拳頭太小，我的手太細。壁呀！壁，為什麼這層壁不能打破呢？」最後許乞食以頭撞壁，血流倒斃。〈壁〉所反映的，是距離二二八不到一年的台灣社會的真實寫照。3.〈冬夜〉呂赫若的〈冬夜〉是一篇以日治後期戰爭體制、光復後政府接收的失序，預感將有一場時代風暴為背景的小說。主角為苦命的楊彩鳳，「母親生性好賭，時常賭得深更時分才回來」，父親和弟弟則靠「賣香煙」、「賣油炙粿」、「零零碎碎的東西」過活，作為長女，彩鳳撐起了家計。十八歲時，彩鳳和林木火結婚，但「僅生活五個月」，林木火就被迫當了志願兵，派到菲律賓前線去，從此一去不回，「彩鳳因而失掉了一切力量」。但為了「一家五口的生活費」，她走進酒館，並認識了第二任丈夫郭欽明，郭欽明來自大陸，號稱大財主，「繳付三萬圓來做聘金」，彩鳳將自己的「一切明明白白地告訴他」，郭欽明用「憐憫的眼光注在她的臉上」，同情地說：妳這麼可憐！妳的丈夫是被日本帝國主義殺死的，而妳也是受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摧殘。可是妳放心，我並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不會害妳，相反地，要救被日本帝國主義摧殘的人，這是我的任務。我愛著被日本帝國主義蹂躪過的台胞，救了台胞，我是為台灣服務的。半年後，彩鳳被傳染了性病，郭欽明卻說彩鳳之病，是「在結婚後，秘密回到酒館去賣淫所致，因此，他立刻主張離婚，要求還三萬圓的聘金」。由於時局紛亂，經濟蕭條，彩鳳在病癒後只能以賣淫維生，並和本名叫王永春的狗春來往，在一次「交易」時，可能是盜匪的狗春，在警察人員的追捕槍聲中，「每個人都帶著驚惶的面貌和跳動的心」，「一齊爭著往外面跑」，彩鳳「禁不住了恐怖心來，她怕被拘，就拼命地跑出去」。「喂！危險！不准出來。」她只聽見了怒聲在後面這樣喊著。她一直跑著黑暗的夜路走，倒了又起來，起來又倒下去。不久槍聲稀少了。迎面吹來的冬夜的冷氣刺進她的骨裡，但她不覺得。〈冬夜〉發表後的第二十二天，二二八爆發。4.悲慟三月（一）歷史場域的見證之一曾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扮演一定角色，也是二二八歷史場域見證者之一的陳逸松，在其回憶中這樣敘述「慘痛的三月」：「二月二十七日晚，我和黃啟瑞、陳逢源在我事務所樓上聊天……我們三人本來想去賞月，就順步走向圓環那邊，到了圓環，看到公賣局的車被推倒，被放火燒……我們三人從旁邊走過，實在沒有想到事情會鬧那麼大，像乾柴烈火，二十七日當晚，消息就傳到了台中嘉義以南，紛傳：『國軍亂打人，打死台灣人』，瞬時引爆了民怨，群情激憤，各地方市議會……都自動集合商討處理對策。」「二十八日全市陷入混亂，大批民眾沿街敲鑼打鼓，眾口同聲『打阿山』，衝進派出所，搗毀並放火燒掉公賣局台北分局，並包圍行政長官公署，學生也罷課加入行列，是晚，警備總部宣布戒嚴。次日（三月一日），混亂之勢比昨天更為白熱化，群眾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商家和各機關緊閉門窗，人員紛紛走避，全市陷入恐怖氣氛中。」「三月一日，包括省參議員、參政員、國大代表和民眾代表都自動集結到中山堂開會，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經協商派代表向陳儀提出五項要求：立即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民眾、下令不准開槍、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以平息眾怒，陳儀全部答應。」「三月二日，情勢變本加厲，各方代表在中山堂開會，決定將『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三日，擴大改組後的處委會，在中山堂召開第一次會議，政府代表增為七人，處委會決議，派王添灯等委員會見陳儀，在報紙刊登〈急告本市同胞書〉，呼籲：本事件徹底交涉中，請暫為鎮靜，幸勿打人毀物……」「三月四日，事態急速擴大，處委會除了處理二二八事件問題外，還擴大處理社會政治問題……如此處委會已擴大為全省性組織，處理範圍也擴大到社會和政治領域，此時，政府代表已不再出席會議。」「從三月一日到七日的幾天，台北市中山堂彷彿上演一幕空前未有的悲喜劇。……我和李萬居兩人被推舉起草《處委會組織章程》……三月六日，會議由王添灯擔任主席，由我宣讀昨天通過的組織章程，選出了常務委員十七名……會中王添灯提出臨時動議，他特別擬好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說明事件始末及處理方針（三十二條要求），動議獲全體委員會贊成通過。」「三月七日，處委會通過王添灯草擬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但是在全場的混亂中，又增列了『十條要求』……由處委會派代表王添灯等面交陳儀，陳儀看後，斷然拒絕。至此，情勢急轉，大家紛傳蔣介石已派兵即將抵達基隆，處委會成員紛紛走避，運作戛然而止。」「三月七日，開完處委會後，王添灯要回家，順路送我到我的法律事務所，下車時，我回頭看了王添灯，他面孔毫無生氣，死白得像死人的臉孔，我心中一震，一種很不吉祥的預感湧上，是不是將有大難降臨……王添灯的臉色預告了什麼？……十天來的憤怒、反抗、動亂，所要表達的政治要求終於全部集中寫在一張紙上了，事情也到了一個頂點，一個分水嶺。」隨著蔣介石派兵登陸基隆，「台北市槍聲大作，兵來了。」（二）歷史場域的見證之二作為台灣悲愴年代最主要見證者與記錄者的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對「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摩擦」，有著深入的心靈探索與分析，他說：「各機關接收以後，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於原來的位置，因此，對工作環境詳細的本省人居於下位，而不諳工作的外省人卻悉數居於上位，就蘊育了很大的矛盾。」吳濁流所服務的報社也發生這種現象，「台灣人在異族的鐵蹄下喘息了五十年，好不容易回到祖國的懷抱，和大陸同胞團圓，共敘天倫之樂的生活之際，不但沒有安慰，反而擊來一記鐵鎚，於是動搖了人心，不由得令人想到好像恐怖政策的前奏似的。」吳濁流在另一篇小說《波茨坦科長》，創造性指出「在這個世紀裡，最偉大的事物也許要算是波茨坦宣言了……因了它，著實產生了好些東西，曰：波茨坦將軍；曰：波茨坦政治家，還有波茨坦博士、波茨坦暴發戶、波茨坦社長等等，而我們的波茨坦科長也正是其中之一。」在吳濁流所經歷的接收場域，當接收變成劫收，於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波茨坦科長」，便會在各種領域，以各種身分出現。當「波茨坦科長」范漢智的太太「要把掉了的圖章放進皮包的時候，看見皮包裡全是圖章。怎麼會有這麼多圖章！」她不由一怔，問她的丈夫，范漢智由嘴裡哼出「唔！唔！」的聲音：「那個嗎？那是做官的人的法寶。沒有那個，妳就不能坐汽車呀！」在「二二八事件及其前後」一章，吳濁流憂心忡忡寫道：「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到二月間，社會已經相當複雜了。當時稱外省人叫『阿山』，從大陸回來的本省人叫『半山』，阿山和蕃薯仔（本省人）對立，在外省人中也有得意和失意者的對立，半山也有失意和得意的對立，最嚴重的是政府與（國民）黨對立而言論不一致。……這種對立而引起的責備、攻擊，直接間接動搖了本省人的心。」「因此，使本省青年的心理產生失望，加上失業者非常多，而從海外回來的青年幾乎完全失業。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民眾或外省憲警的欺負，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並且經過了非常困難才回到台灣，但回來一看，從事接收的外省官員的知識水準和他們幾乎不能相比。有些外省人當中，知識水準低又持有優越感，本省青年自然湧起不服的情感。」「此外，本省知識階級在光復之際，都以為會比日據時代有發展，但是大多數人都失望了。……好不容易期待光復的結果，卻落得與殖民地無異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加上「三百年間殖民地被榨取」的歷史背景，都「患上政治渴望症」、「把政治家當做非常偉大，並且不管張三李四，都急著想當個政治家。」「光復後，在知識者都不約而同想走進政治的窄門，這個現象正和燒開水時，把茶壺蓋開個小洞，水蒸氣自然會從這個洞跑出去，但水一沸騰，蒸氣就無法同時排出而蓋子就自然往上掀開是同樣的道理。」「所以這個事件（二二八）既無計畫，也無統一，既沒有縱的命令，也沒有橫的連絡，完全是因為過於憤怒產生的一種自發的、也是突然的事件罷了。……總之，給外省人拿槍是一件頗危險的事，而由他們取而代之的想法，非常單純而一點野心也沒有。這種天真爛漫的行動，道出了台灣人稚氣的一面，而另一面卻是從政治上的無知而來。」另外，「台灣人沒有遭過戒嚴的經驗，雖然已實施戒嚴了，但卻以所謂瞎子不畏蛇的心情，在三月一日早上，像往常一樣走過長官公署面前，到城裡去。」「（八日）深夜突然起了槍聲，這兒那兒都有很激烈的槍聲，偶而還夾雜著大砲聲，由遠而近……」「警備司令部從九日上午六時起再實施戒嚴，……當國軍在基隆登陸時，處委會就自然解除了，……整天都有激烈的槍聲，整個市內完全變成戰場。」「三月八日，閩台監察楊亮功奉中央之命，為處理二二八事件而到台灣來；」……三月十七日，以特使身分專程來台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針對二二八事件，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秩序因而恢復了」。「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來說確實是個大風暴。」（三）二二八研究報告2003年，由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二二八基金會）主辦的「二二八事件新史料學術研究會」，二二八口述歷史主要推動者與工作者之一、時任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專題演講中指出，自1991年民間二二八研究小組成立以來豐碩的研究成果，讓「二二八學」呼之欲出，「這些成果顛覆了國民黨視二二八事件為『叛亂』、『暴動』、『叛亂份子』、『暴動份子』、『共產黨指使』等說法，也反駁中共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等說法的荒謬性。」「二二八的歷史解釋權也從中國、國民黨、統治者手中，回歸台灣、台灣人民的手中。」2007年，由二二八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小組召集人為張炎憲，執筆成員包括黃秀政、陳儀深、陳翠蓮、李筱峰、何義麟、陳志龍、黃茂榮等教授，其中第二章論及事件發生的背景，包括：──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特殊化──政治壟斷與接收弊端──經濟統制與民生疾苦──社會動盪與文化隔閡此一『研究報告』有關二二八的死亡人數，則「根據一九九二年二月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統計全台和澎湖地區在鎮壓與整肅前後的死亡人數，以人口學的推計，約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之間。」二二八發生時，在台北美國駐華領事館任職副領事的柯喬治（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這樣寫道：「台灣的流亡領袖控訴在三月裡有一萬人以上被屠殺，我必須假定不會少於五千，……假如我們加上自一九四七年三月以來被逮捕及處死的數千人，這數目可能達及經常由台灣作者所說的二萬人。」5.〈創傷〉文學上的二二八有如「無語的春天」，充滿著悲涼、淒厲、甚至肅殺。由夢周所執筆的〈創傷〉短篇小說，發表時間是1947年4月，二二八事件一個月之後，應為最貼近二二八時間的作品之一。〈創傷〉敘述國柱和新婚妻子，「抱著滿腔對光明的憧憬，懷著一顆對美麗之島嚮往的心」，從上海坐船來台灣渡蜜月，「台灣給他的第一印象是新鮮的、明快的」；想不到卻在旅遊途上碰到二二八，而變成「一場惡夢」。來台約一個禮拜左右，他們來到草山，遊玩時，已聽到「台北民眾攻毀公賣局的消息」，帶著「一種莫名的不安和焦躁」，他們想回去旅社，但在車廂裡，「四周好像都閃動著仇視的眼光」，當「圓山的輪廓漸漸明朗起來，遠處近處都蕩樣著喧雜的喊聲，還有鑼鼓聲，異國的歌聲，甚至夾有一兩聲槍聲，這些聲音匯集成恐怖的主流……」車子在行行走走又受阻擾的過程上，〈創傷〉也描述了二二八進行的場域實景……「預料中的時間到了，他只好硬了頭皮替她下了車。惶恐地向前走去，連方向也辨不清」……他看到現場受傷的血景，他們夫妻也被攻擊，在昏迷中醒來時，才知道為一對貧苦父子所救（一個拉車，一個擺地攤），並找醫生幫忙治療，「要走的那一天，父子兩人帶著捨不得的神情送他倆到碼頭去，眼眶裡隱約含著眼淚，送他們錢不肯受，固執地扔還他．他被這偉大的人類愛感動得流下淚來，一生中再也忘不掉的事」。6.〈濁水溪〉〈濁水溪〉之所以能成為一幅悲愴年代的歷史繪卷的代表之作，是因為邱永漢在這部小說裡不僅談到皇民化，也談到二二八。日本戰敗後，「我」決然要回台灣。「新的世界在等我，有生以來第一回能夠叫做祖國的國家，在海那一邊向我招手。船尚未啟航，我的心就已離開了日本」……但到了台灣以後，「首先聽到的是對來接收的國民黨官員的醜聞，和對沒有威信的軍隊憎恨的聲音……民眾以為可以看到打敗日本的精銳軍隊，結果羞愧而散」；「台灣貧民在路邊賣的香煙都是上海貨，違反公賣局法，走私這些東西的人，全都是中國官僚和商人……工廠停工、失業者增加，乞丐和小偷橫行……這種情形太過於嚴重，即使戰敗國的日本都不是這樣。」返台與父親第一次見面時，父親說：「……日本人簡直壞透了，要是有人敢說些不滿的話，馬上就認為間諜嫌疑而帶走……假使這場戰爭他們不打敗，那真是連神都不長眼睛」，「陳儀固然是壞傢伙，但中國是我們的祖國，要說祖國的壞話還太早……要論功過，等將來再評斷也不遲」。台灣民間傳說有關濁水溪的故事：「戰爭結束前不久，濁水溪的水變得很透明，都可以看到溪底。這是很少見的事，大家都在傳說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果然不錯，日本戰敗了。……我們還是小丫頭的時候，也發生過這種事，那是五十年前的老故事了，當時是日本人來台灣。……那溪水一見變清就會有事，可是真的哩，不過，今天是濁的」。「由於日本戰敗而容易實現的夢想，現在卻被推擠到遙遠的另一方」「既然外省人不容許我們，那就靠我們本身的力量來建設台灣吧，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創辦學校……日本的慶應和早稻田大學也是從小規模開始辦起，然後才變成今天的龐大規模，所以，我們也應該仿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一直視中國是祖國的我們，……曾經視外省人為解放者而予以熱烈歡迎的台灣民眾，僅僅半年之內就認為他們是侵略者……民眾不稱陳儀為長官而稱為豬官，又說『狗去豬來』；「五十年來，日本在政策上煞費苦心要切離台灣人和大陸的關係，其結果變成我們只能以憧憬的對象來思考中國社會。戰後眼睛看到這個社會時，所有台灣人都發現自己的想像過於天真而驚慌不知所措，但已太遲了。陳超平和德明希望以創辦大學作為城堡，對抗封建性的軍閥，但在我看來，不過是大風前柔弱的草花罷了」。「我」碰到在美國領事館服務的羅威特，羅氏說：「八年前，我來此，看到台灣總督府官員那麼多而訝異，比國務院還多哩。但現在比那時候更多，效率又低，真的很糟糕」。一位蘇法官為維持公平的判決，遭軍方威脅，「一度連夜路都不能走」，他憤慨地說，「早知道是這種社會，不如留在日本，歸化為戰敗國的國民」；「在這個社會，人格、學歷、技術等都屬於無用的東西……一切都是錢、錢、錢」；「統治戰後台灣的是軍閥的權力，若要與這權力對抗，除了鑽這權力的漏洞而成長以外，別無他法。」「面對有秩序的社會仍抱著類似鄉愁的懷念……昔日的我是我的情人，我愛慕其容貌，恰如初戀人永難忘懷一樣，我懷念那已不知消失何處的昔日的我」。戰爭結束後第三年，1947年2月28日，「台灣民眾從前雖處於殖民地，但一度呼吸過二十世紀的空氣，對於國民黨封建性的榨取實在無法忍受」，終於爆發了群眾遊行示威事件，「這完全是預期之外的暴動，但占領台北市的消息一旦傳出後，短短的二、三天之間，好像經過事先的準備一般，全島各角落都回歸台灣人的手」；「對於這種騷動，台灣人有力者和領導人物都只愕然觀望而已」。德明對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痛批「簡直不成體統，這些委員都沒有受過政治訓練，甚至連政治策略的＂政＂字都不懂……一定會遭遇沉痛的打擊」；他認為必須「先生擒陳儀再慢慢談判……」「這種委員會以後不再參加了，我預備和我的同志重頭做起……」果不然，陳儀一面談判，一面要求援兵，到達的援兵與接受日軍投降典禮派來的赤足士兵不同，配有美國新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在基隆一登陸，「以破竹之勢進軍台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們立刻被冠上共產黨的帽子，來不及逃避的人和相信沒有罪而自動出面的人被當場槍決……」「我」目睹慘狀，搭夜車南下，「看見打開車門進來的憲兵，往往會產生錯覺，以為我現在坐在東京開往長崎的逃亡車中，不禁全身顫慄」。邱在書中說，二二八「被槍殺的，據說超過五千人以上」，包括德明的父親、蘇法官等人，張炎則以金錢贖回老命。經過二二八之後，翠玉（張炎女兒）說：「這種地方不能住，我越來越覺得討厭」，「我」則說「我也有同感，日本時代反而好」，張炎則說：「既是這麼腐敗的社會，乾脆變成共產黨更好」；「我」感於「德明八成已被丟入淡水河」，而變成一個「我無國家，也沒有民族，我是永遠流浪的猶太人」；及聞知德明未死，「我」力陳：「這裡不是像你這種人可以生存的地方」，「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要在沒有民族沒有國家的地方活下去。走吧，到能夠活得像人的世界去生活吧」。本書結局，德明拒絕和「我」同行逃亡，「我」又拒絕翠玉同行，「我」下決心離開家鄉，望著濁水溪，「今後它仍永遠繼續流下去，而當無法相信的奇蹟發生，這條溪流的溪底清澈可見的日子來臨時，這塊土地將再度流出許多的血」。(未完待續)(中時電子報)
台灣的悲愴年代 ──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一)
台灣的悲愴年代 ──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三)
台灣的悲愴年代 ──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