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總裁彭淮南今參加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所舉辦「潘志奇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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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思緬懷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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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總裁也趁機向外界傳遞台灣的匯率和政策。彭准南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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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透過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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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匯率的動態穩定；既非僵固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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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任由其如脫韁野馬。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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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新台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為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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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6年10月已上升到109.87，整段期間新台幣呈上升趨勢，並沒有外界指稱的阻升不阻貶。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近期國際匯市震盪，新台幣匯價波動擴大。彭淮南表示，匯率就像是一把刀的兩面刃。出口廠商(如竹科電子業與台中工具機業者等)希望新台幣貶值，可增加其新台幣收益；進口商與消費者則期盼新台幣升值，能以較便宜的新台幣價格買到進口品；但匯率不可能既升又貶，同時滿足兩方。面對這個情況，我們必須思考台灣經濟的特性，以做為匯率決策的參考。這可以從市場本質、對外貿易、短期資本移動和總體經濟等四個角度來分析。彭淮南表示，先從市場本質來看。在一般的商品市場，供給與需求共同決定商品的價格；一旦市場價格偏離均衡價格，通常會透過供給量與需求量的調整，由市場力量引導至均衡價格。但在外匯市場中，進行資產幣別轉換交易的市場參與者，常受到市場特定訊息影響，而形成集體同為買方或賣方的現象，快速進行轉換交易。這種因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不完全訊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等所出現的群聚行為(herdbehavior)，常導致匯率過度波動，偏離基本面，很容易使得整體經濟受到傷害。提到群聚行為，2005年7月，土耳其東部有1，500多頭綿羊在懸崖邊吃草，其中一隻羊不知何故突然從15公尺高的懸崖跳下，接著其餘全部的綿羊也盲目跟進，紛紛跳下。外匯市場的群聚行為就相當類似於這種羊群現象。外匯市場常會因一、二人的舉動，讓許多人跟著大量買入或賣出，造成匯率的大起大落。再從對外貿易的角度來看。台灣內需市場小，必須以全球為腹地，因此出口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台灣的自然資源不足，必須從國外獲得資源，以生產國內消費品與出口產品，因此進口也不可忽視。我們每年有大量的出口，也有大量的進口；而且進口往往因出口的變動而變動，兩者關係十分密切。2015年台灣輸出入對GDP比率就高達138.7%，正因為如此，匯率政策的拿捏更要格外慎重，不能率爾以升值或貶值為手段。由於國人對外貿易絕大部分是以美元報價，原則上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就不宜過度波動，否則匯率的不確定性就容易干擾各種經濟決策。McKinnon在1963年就以「最適通貨區域」(Optimum Currency Areas)一文主張，開放程度高的經濟體容易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主張這一類經濟體應採固定匯率(匯率穩定)；而開放程度低的經濟體比較不會受到匯率變動的影響，可採彈性匯率。不只是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的開放程度也非常高，也因此新加坡匯率波動程度不大，香港甚至採取聯繫匯率制度，使港幣釘住美元，相當符合McKinnon的主張。外界也經常以平衡經常帳或貿易順差為由，要求新台幣升值。理論上，新台幣升值可以降低出口、增加進口。但就台灣的出口而言，國外所得彈性遠大於相對價格(含匯率)彈性，透過匯率調整，其實難以有效縮減貿易順差，卻會對經濟產生重大傷害。1985年9月22日，日本簽訂廣場協定(Plaza Accord)後，日圓對美元長期大幅升值，是日後日本失落二十年的重要原因。這證明了匯率對一國經濟足以造成十分長遠的影響，不可不慎。不僅如此，2013年，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陳庚辛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現為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兩位學者，在著名的經濟與統計評論期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RES)聯合發表了一篇名為「當信仰碰上證據：彈性匯率制度更能促進經常帳的調整嗎？」的學術論文。該文進行了大規模的跨國長期實證研究，其結果顯示，不論何種匯率制度，經常帳調整的速度都差不多。所謂彈性匯率可以加速調整的說法，其實是基於信仰(faith-based)，並沒有事實根據。經常帳失衡的問題，不能只透過匯率調整。一國若有持續的貿易或經常帳順差，反映了國內儲蓄大於國內投資，而有超額儲蓄。近年來，台灣的超額儲蓄擴大，在2004~2008年間，每年平均的超額儲蓄約新台幣8，400億元，到2015年已擴大到新台幣2.5兆元，其中企業超額儲蓄增加的情形最為明顯。(時報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