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去立刻跟加州的朋友說：你們吃的都不是真正的中國菜、台灣菜，
，到台北才感受到亞洲美食的真正味道。」美國美食作家Andrea Rademan啃著刈包感動地說。
我們習以為常的街坊小吃、家常風味，
，對外國美食記者來說，
，竟然是一次又一次的飲食震撼，
，「我真懊惱我遲遲到現在才造訪台北，
，台北實在太好吃了。」英國美食記者Marlena Holly Spieler滿足的說。
■不同餐桌 認識台北
應台北市政府商業處的邀請，
，6名分別來自法國、英國、美國、新加坡、西班牙的美食記者，
，在短短4天裡體驗台北的美食文化，
，體驗了夜市小吃、傳統台菜、精緻素食、高檔海鮮，在不同的餐桌上看見台北美食豐富的面向。
來台北多次的新加坡海峽時報馮瑋雯說：「儘管來台北很多次，但每次的重點都是吃，台北真的好好吃，這次最多的感動，是台北庶民風味，像『My灶』的菜色，就讓我感受到台灣老媽媽的風味，而路邊的熱炒攤更令我窺見台北人吃飯的熱情。」
■市場裡尋寶 如進大觀園
為了感受台北食材的風貌，外國媒體記者特別走訪了南門市場，一進市場就如同進入食材大觀園，對於眼前的臘腸、火腿、臭豆腐、年糕一一品頭論足。法國記者Gilles Brochard說：「愛吃的人很難抗拒市場，南門市場可以看到中國北方和江浙一帶的食材，相當有意思，而且一路可以吃到好多零食、甜點，讓人很興奮。」
逛到合興糕糰店時，看到跟頭一樣大的母子壽桃，外國記者紛紛被巨大的外型吸引，老闆娘特別解釋大壽桃裡還包著12個小壽桃，圍觀的外國人直呼不可思議，Marlena笑著說：「壽桃的概念比籠統的生日蛋糕還有意思。」
■水果攤多樣 海鮮區活跳跳
熟食攤之外，外國記者流連最久的就屬水果攤，眼神像小朋友一樣想知道火龍果、釋迦、蓮霧等熱帶水果的英文名字與風味，Andrea說：「台灣人好幸福，可以吃到那麼豐富的水果，在加州逛超市，水果看來看去就是那幾樣。」
市場裡的海鮮區亦是外國記者的考察焦點，當看到活跳跳的蝦子、眼神兇狠的螃蟹，Marlena好生羨慕，她表示，在英國很難看到活生生的海鮮，買到的海鮮多半是冷凍的，台灣的菜市場讓她理解到菜餚裡鮮味的來源。，
A-Lin今年因《我是歌手３》在兩岸聲勢大漲，
，大她１歲的姊姊黃莉是伊林娛樂力棒名模，
，原本沒想過要唱歌，
，直到兩人一起上中天《SS小燕之夜》合唱，
，張小燕讚美、推薦她報名台視《我要當歌手》，
，讓她愛上唱歌，
，最近還參加北京衛視《最美和聲３》，
，成為楊坤組16強學員。她和楊坤合唱〈把悲傷留給自己〉，A-Lin叩應到現場，拜託另３位導師蕭敬騰、張杰、譚維維照顧，也向現場觀眾拉票。黃莉已赴北京備戰１個月，每天聽歌、手寫歌詞，融入歌曲意境，A-Lin建議她「不要故意飆高音、炫技」，要她「唱出自己的感覺」。A-Lin出了７張專輯，第４次問鼎金曲歌后，對二度和偶像、恩人張惠妹對決，謙虛說：「與有榮焉。」她上月拍的新歌〈我值得〉MV日前首播，正好藉機跟金曲評審喊話：「我值得！」她在MV中只有對嘴，唱慣現場的她自爆對嘴「演出」完全不拿手，手腳也跟著「卡卡」。她８月底在小巨蛋開唱，計畫找教練增強體能、減脂，讓歌迷看見她感到「值得」。，
前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井天博涉貪一審被重判12年4個月，
，他另涉收受劉姓通緝犯美金3萬餘元，
，協助暫緩發監執行亦遭依貪汙罪嫌起訴，
，高雄地方法院審理後認為涉嫌收賄部分無積極事證判他無罪。雄檢表示等收到判決書再研擬是否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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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晚7時許，
，陳姓下士持大型指甲刀到胡姓中校副隊長寢室找人未果，
，胡妻及女剛好到營探視，
，陳見胡不在寢室內，
，竟對其妻女恫稱「我是來殺他的人，
，我要來殺了他！」等語，
，讓胡妻驚恐不已。陳姓下士恐嚇後餘怒未消，
，傳LINE訊息給他父親，「我會把他們兩個幹掉之後再自殺…請他們做好死的準備」、「算他好狗運不在寢室，只有他老婆小孩在，我再給他20分鐘來見我，不然下次我走去他寢室就換殺他老婆跟小孩」。胡姓中校獲悉遭陳恐嚇後，經聯隊移請新竹憲兵隊處理，扣得大型指甲刀1把，新竹地院審理時，陳坦承犯行，法官審酌後依陸海空軍刑法恐嚇長官罪，判刑1年6個月，緩刑5年。，
卅三歲的黃伯元，
，從小功課好，
，從成大、北醫研究所，
，讀到台大動物所博士班，
，長得帥哥酷樣，
，一般人很難看出來，
，他從小罹患重度血友病；一周要自己打兩次凝血因子針劑，
，和血友病和平共存，為的是要投身醫界，完成研究罕見疾病的夢想。
健康開朗外表下，黃伯元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別的小朋友不一樣，不能做跑跳激烈運動，一有傷口難止血；尤其高中以前，健保尚未給付血友病凝血因子，昂貴醫藥費每年高達上百萬，成為父母沉重負擔。
媽媽為專心照顧他，沒有再生其他小孩！黃伯元說，小時候恐懼打針哭鬧，媽媽也抱著他哭，到高中後「認命了！」雖然現在仍然討厭打針，為了健康還是每周兩次在自己手背上打針，針孔累累的手背，讓一旁女友也很不忍。
「和別的罕見疾病的病友相比，我體會血友病友其實是幸運的一群！」黃伯元說，連有時腳痛必須躺在床上，他都安慰自己「腳不能動，但是腦可以動」。
高中讀師大附中，大學念成大、北醫讀碩士，現在台大攻讀博士，黃伯元說，全心力都專注在罕見疾病生物研究，跨足到醫學領域，希望幫助更多罕見疾病的病患。
黃伯元昨天獲得台灣省關懷血友病協會獎學金，他最感謝勇敢的媽媽，也希望其他病友堅強面對，不必擔心身體狀況那裡都不能去；求學路上有愛無礙，他還曾遠赴英國當半年交換學生一點問題也沒有。
另名讀小學的血友病小病友「小諺」，今年奪得獎學金最高五獎，學業、彈電子琴、畫圖、活力運動、語文全都一級棒，多才多藝。，
據大陸國務院○五年頒佈的《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
，按災害損失情境，
，國務院所屬「國家減災委」及民政部，
，可依災害形勢設定四個響應等級。
以此次雅安強震為例，
，減災委接到災情報告，
，第一時間向國務院提出啟動「一級響應」建議，
，由國務院決定進入一級響應，
，並由減災委主任統一組織領導抗災救災。
確定為一級響應後，
，災後廿四小時可商財政部下撥中央救災應急資金，
，協調鐵路、交通、民航等部門緊急調運救災物資；組織全國性救災捐贈，統一接收、管理、分配國際救災捐贈款物等。災情和救災工作穩定後，由減災委主任決定終止一級響應。，
郭彥甫22日出席品牌活動，
，他即將在5月和女友步入禮堂，
，廠商特別送他新娘鞋，
，他開心笑說「夫妻送鞋好像不太好，
，但廠商很貼心，
，幫我送了禮物給老婆」，
，哥哥郭彥均去年底結婚，
，他說做人計畫已經開始，希望能比哥哥早一步當爸，兩人5月17日將在故宮晶華席開60桌宴客。，
載有近500名乘客與船員的義大利籍渡輪「諾曼大西洋號」（Norman Atlantic），
，28日早晨從希臘帕特雷港，
，駛往義大利安科納港途中，
，在希臘西部愛奧尼亞海的科孚島西北44海里處，
，發生火災，
，並拍訊號求救。義、希兩國均派出消防與海巡等船馳援，
，周遭多艘各式商船也一齊加入救助行列。但礙於強風豪雨大浪及船隻起火，
，獲救者僅約150人，
，其他受困者則心急如焚地打手機呼救。獲救者 僅約150人在上層甲板待援的乘客受困超過6小時，
，由於風浪太大，救生艇很難降下，眾人在時速達100公里的刺骨寒風和傾盆大雨中，相互依偎取暖。希臘乘客帕帕席歐多西奧打電話到電視台求救，他激動喊道，「我們的船燒起來了，似乎在下沉，拜託幫幫我們！不要拋下我們！」煙霧嗆昏 乘客自救另一名乘客也向電視台訴苦：「我們全身濕透了，覺得很冷，更被煙霧嗆到咳嗽。船上這裡有婦女，也有小孩和老人。」其他乘客說，大家擠在上層甲板接待區，而因下層載車輛的甲板發生大火，「我們的鞋子都要融化了」「他們試圖降下救生艇，但不是每個人都進得去，我們打開箱子取出救生衣，我們只能自己救自己了。」風雨大浪 阻礙救援這艘客貨兼載的滾裝式渡輪上有逾200各式車輛，其中20到25部是油罐車。據稱火災是起於下層載車的甲板。運輸公司老闆麥洛納斯旗下有3名駕駛在船上，他表示：「馳援的人花太多時間找尋協助船上人員的可行之道，希望這艘渡輪能禁得起大火。」有媒體報導，船上曾發生爆炸，不過當局稱，目前沒有人員受傷。另有報導稱，有乘客自行跳海逃生，但死傷狀況目前不明。義希兩國海巡馳援希臘當局表明，「這是歷來遇過最艱難且複雜的救援任務之一，但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據悉船上有423名乘客，另有55名義大與希臘籍的工作人員。乘客中268位是希臘人，其他還有義大利、德國、奧地利、法國、土耳其、荷蘭等國民眾。由於存有語言的差異，船上乘客與船員間溝通不易。義希兩國各派出多艘消防船、海巡船、拖船與數架直升機馳援，而鄰近事故地點7艘油輪、貨輪等，也在接獲求救訊號後，駛向諾曼大西洋號並將其圍在圈內，為船上人員抵擋強風大浪，並著手救援。，
從中國廣東大鵬灣，
，乘一隻偷渡的小快艇，
，十五分鐘就到了香港。蛇頭把我扔在香港郊外的荒山野嶺上，
，就這樣，
，我的漫長的流亡生涯開始了。那是1992年10月，
，身為中國政治犯的我結束牢獄生活不久，
，因為接受法國記者採訪，
，協助拍攝長沙的勞改監獄，
，被迫逃往他鄉。那時我的心情憂慮、茫然而無助，
，類似於藏傳佛教所說的在生與死之間的「中陰階段」。腳下的故土已經失去，一個舊我已經死去。但我不知道新的歸宿在哪裡，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我，不知道一個新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歲月榮枯，星河轉換。絕望與希望交織，不幸與幸運同在。在有家有國不能歸的漫長流亡途中，我在各種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間煎熬，在親情與個人尊嚴、公共責任之間掙扎。時光無情地溜走，流亡者就這樣老去。我為什麼流亡他鄉？在1989年5月之前，我在中國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現為「邵陽學院」）中文系教書，過著教書、帶孩子的平靜生活。1989年5月北京學生絕食時，平時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的我，看到北京學生絕食，不由得著急起來。那一次，我不顧學校對教師的禁令，跟著本校學生的遊行隊伍上了街，才走到市中心，記起上小學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飯，就半途退回，買菜做飯去了。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我仍然和前些日子一樣，夾著課本到空蕩蕩的教室裡晃一下後，樂得清閒，就去辦公室給女友打電話，約好去某個商店買衣服。放下電話，碰上我的兩位學生，一位姓黃，一位姓周。這兩個學生是本校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他們剛從本市廣場示威回來，滿腔激憤。富有詩人氣質的黃對我說，他們準備上北京去自焚，因為李鵬政府下達了戒嚴令，用軍隊威脅要求民主的學生，他們兩個決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中國的民主事業。我頓時嚇壞了。結結巴巴地，我努力勸說他們，說爸爸媽媽把你們養大多麼不容易，你們應該珍惜生命。但兩位年輕人決心已下，我的勸說無效。慌慌張張我跑回家裡，和丈夫商量，決定要對那兩位學生的生命負起責任。帶著錢包我就往火車站跑，追上了那兩位學生。呼嘯的火車把我們帶向已經被軍隊和坦克包圍的北京。一到北京，我們就加入了大遊行的隊伍。此後，兩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支起紅色的小帳篷，掛起寫著學校校名的旗幟。看到他們的情緒已經穩定，我就放心了。我住到朋友家，每天在廣場、北大等地東看看、西瞧瞧。在北京的那一個星期，給我上了生平第一場民主政治課。雖然我出身黑五類，在文革時期飽受政治迫害，但我以前幾乎是一個「政治白癡」。在北大等地閱讀一張張激動人心的大字報後，我明白了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權。我這個後知後覺的人，在當時有了被啟蒙之感。五月底的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已經大都換成外地學生了，幾百面鮮豔的旗幟招展，非常壯觀。我的學生這時已經增加到五人，我每天去廣場給他們送盒飯。有時間我就一個一個帳篷觀望。看到一些大學生坐在那裡看書，問他們為何不回去。他們說，要等到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召開，讓軍隊撤出北京，他們就回校參加考試。那些男女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青春朝氣，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後來六四屠殺發生，我在發表強烈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時，眼前就閃現著那些年輕大學生的身影。在北京的後幾天，我聽到中國政府的大廣播播送一個公告，勸告各地大學生回校。公告說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師生，旅途一律免費。我看學生們在廣場紮營多天，日曬雨淋已經夠艱苦，暫時看不出會有什麼結果，就說服他們跟我回去。六月一日下午，我拉著五個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一路免費乘車回湖南。回家之後發生的事情，後來記錄在《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裡，即我在六四前後多次發表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講。1989年12月24日，我的案件在湖南邵陽工運人士李旺陽之後開庭審判。因為李旺陽只是普通工人，當局給他重判了13年刑期，開庭時聽眾寥寥無幾。勇敢無畏的李旺陽，在法庭上仍然譴責李鵬政府鎮壓學生的罪惡。在獄中，李旺陽長期遭受酷刑。入獄23年後李旺陽出獄，卻在醫院裡「被自殺」。他的命運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而我因為是高校教師、知識份子，對我的審判在湖南邵陽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關注，我因此只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了三年。在法庭上，我理直氣壯地為自己做無罪辯護，上千聽眾（包括學生和市民）激動地為我鼓掌。自我開庭之後，有關方面規定所有政治犯都不許開大庭公開審判，只能開選擇聽眾的小庭。後來我那畢業於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央政治大學的老父親為我上訴，他說：「你們在判決書裡只例舉了我女兒的五句話，就給她判了三年刑。」判決書中作為我的罪狀的幾句話是：「法西斯政府對人民的血腥鎮壓」、要「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壯麗的民主女神塑像」、「要以李鵬政府下台的捷報，去祭奠烈士的英靈」等等。1992年我出獄後不久，接受了法國一個記者隊的採訪，揭露監獄政治犯的情況。結果，採訪我的記者在北京被拘留，錄影帶被沒收。香港的人權組織通知我立即離開中國前去香港。我到香港一開始在九龍的餐館裡洗盤子，後來做時事雜誌的編輯。半年後我攢了一點錢，讓丈夫和兒子按照我原來的偷渡路線逃出來。1993年10月底，我們一家作為難民被聯合國難民署送往瑞典。流亡的苦澀與悲哀有人說，坐牢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重；流亡的痛苦在於其不可承受之輕。實際上也不都是如此。在初入獄時，我曾企圖自殺抗議，絕食，割腕都失敗了。最後我學會了適應環境，在長沙女子監獄時，我擔任女犯教師，辦起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班，當時還很有點成就感，因為我在女犯人中培養了一批人才，給一些犯人和他們的親屬帶來生活的希望。而流亡北歐，從一個壓迫人的專制國家流亡到自由的民主國家，應該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現實卻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輕鬆。離開祖國的流亡者，語言不通，舉目無親，很快就會遭遇到陌生、隔閡與孤寂。就像是一棵樹，將自己連根拔出熟悉的土壤，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培，其適應的過程不乏艱難苦澀，就像中國人說的「橘逾淮為枳」。在陌生的語言環境裡，流亡者往往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與文化，都有一個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例如奧地利作家褚威格，他原來熱愛旅遊探險，自認為是世界主義者，後來為逃避納粹而流亡英國和巴西，雖然很受移居國的歡迎，但被迫的流亡，很難成為一種快樂的安居。褚威格在流亡中痛苦懷念過去的歐洲，忍受不了缺失感的折磨，最後自殺而死。我所居住的瑞典北方小城有一位伊朗難民，他也忍受不了流亡的孤寂，自殺而死。很多流亡作家、藝術家因為與故鄉阻絕而痛苦萬分，因此書寫了很多泣血的回憶。流亡文學因此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著名的現象。在中國骯髒的女牢備受煎熬之時，我曾經蜷縮在獄牆一角，閱讀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書中的主人公彼埃爾說：「沒有一種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也沒有一種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不自由和不幸福的。」即使在監獄裡，我還可以不屈不撓地抗爭，在自己熟悉的語言文化中找到生命的價值。但一旦流落異國，我是永遠的離鄉背井，永遠的放逐者與邊緣人。也許我可以這樣概括：在流亡之前，我們被體制的牢籠所壓迫；在流亡之後，我們被自由的虛空所圍困。曾經在1948年的中東戰爭中成了難民的美國文學理論家薩伊德說過：「流亡想來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但體驗起來卻是可怕的。它是強行在人類與其原居地、在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遠不能克服的。」（上），
自由時報利用頭條報導「對岸明目張膽通過台商收購媒體」，
，沒有證據卻醜化台商，
，把台商都打成中共同路人。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家族的聯邦銀行，
，宏泰人壽和宏國集團，
，都早已前進大陸，
，自己人到對岸投資賺人民幣沒問題，
，其它企業前進大陸賺的錢就叫中資，
，媒體論述可以標準不一而且欲加之罪嗎？親民黨副秘書長劉文雄29日在中天新聞《台灣顧問團》節目中說，
，林榮三是個「為達到目的什麼都可以不要，
，甚至連不要臉都可以做得出來」的人。
劉文雄說，連續兩天自由時報分別用「中共」、「共產黨」稱呼對岸，以前稱「中國」，為何現在要改口，目的就是想掀起過去的「恐共情懷」，尤其林榮三自己就是台商，卻還不斷抹紅台商，這已不是政治和法律問題，而是林榮三自己的「生存問題」，未達目的，什麼都可以不要，「甚至不要臉」。
對於自由時報「對岸明目張膽通過台商收購媒體」的頭題報導，資深評論員唐湘龍表示，「媒體應查證而未查證就是一種鬥爭」，自由時報以這種含沙射影，拿不出證據的方式來報導是相當失格的。
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也認為，這次壹傳媒收購案最大股東是台塑，占43%，台塑也是台商為什麼沒有爭議，問題的根本就是報老闆的立場和生存問題。對於自由時報以頭版「對岸明目張膽透過台商收購媒體」的報導，郭正亮說，如果自由時報沒有事實，最後反而會傷到自己。
政治評論員康仁俊表示，兩岸紅頂商人都會被檢視，都可受公評。但如果刻意製造恐懼，指控的人不用提證據，被指控的人卻要忙於自清，用意識形態扣上紅帽子，像一個大碗公把所有台商蓋住，如此一來，政府還想吸引台商回台投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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